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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三年的艰难时期，八一饭店的建设计划曾一度搁浅。

直到1960年5月，尽管八一饭店工程已经开始，但由于经费不足，项目两度停工。

1964年1月，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组织施工队重新启动建设。

8个月后，饭店的第一期工程终于完工，并于9月14日正式对外营业。

为了解决宾馆工作人员的问题，1964年5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发布通知，从沈阳、北京等9大军区以及空军、海军等6个兵种中选调干部95人、职工401人，以确保宾馆的正常运作。

当时的八一饭店仅包括西楼和会议楼，总建筑面积为58864平方米，总造价为3666万元人民币。

西楼共13层，其中1层为大堂，2至12层为客房，13层为包房和餐厅，以其独具苏式建筑风格而闻名。由于其地理位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为其命名为“京西宾馆”，使其成为当时北京市最高的建筑之一。

1964年，除了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和华侨大厦，京西宾馆在北京市的建筑设备方面独具优势。

第一批入住京西宾馆的宾客包括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六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以及来自其他34个国家的61个专业代表团，正值国庆之际。

同年10月20日，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东北代表团、中南代表团、解放军代表团及其他工作人员也开始在此入住。

然而，尽管京西宾馆在初始阶段运营有序，维持了三年的正常工作状态，但到了1967年，随着国内“阶级斗争”不断升级，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京西宾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当时京西宾馆副主任杨军戈的记忆中，这里经过了三年的有序运作，然而在1967年，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宾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1967年1月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运动波及到军队。

1967年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就军队是否要开展“四大”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三位老将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就军队是否支持“四大”进行激烈辩论。

叶剑英坚决反对军队支持“四大”，强调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承担着重大责任，稳定军队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责任。

争论中，江青等人攻击萧华，指责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的黑后台。

这导致了激烈的言论交锋和争斗，将京西宾馆推向风口浪尖。

在这场争论中，不同意见的双方僵持不下。江青通过攻击萧华，试图获得上风。

然而，整个局面在双方争执中趋于混乱，徐向前在散会时宣布要保密会议内容，以防止消息外传。

不料，会后杨勇却在干部会上传达了消息，引发了一系列动荡。

萧华家被搜查，他被迫离开寓所，向叶剑英求助。

1月20日上午，军委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

眼见萧华未到场，江青刻意高声询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不久后，萧华赶到，徐向前追问他昨晚的去向。

萧华闪烁其词，徐向前生气地斥责：“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萧华详实地讲述了昨晚的情况，徐向前气得拍桌子，却因用力过猛，茶杯盖子掉在地上。

萧华的意外逃脱出乎江青的意料，她惊讶地询问他是如何逃脱的。

沉默的叶剑英大声表示：“他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

叶剑英一边说着，一边拍案呵斥，伤到了手。

江青等人被镇住，不敢再提抓萧华的事，而“大闹京西宾馆”的传言也就此传开。

令人荒唐的是，此前京西宾馆的命名者罗瑞卿竟成了被打压的军队高层，这成为一个颇为讽刺的事实。

在此之前，京西宾馆已成为林彪打击军队高层的重要场地。

然而，更离奇的是，被打压的军队高层竟是京西宾馆的命名者——罗瑞卿。

1966年3月4日，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

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齐上阵，诬蔑罗瑞卿是“篡党、篡军、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

为了证明罗瑞卿要夺取林彪的权力，吴法宪甚至逼迫刘亚楼的遗孀在他所炮制的伪证上签字，最终导致了罗瑞卿的跳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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