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25日，我从沈阳乘坐特快列车到北京转车回云南，到北京站下车已经是晚上八点过钟了，距离前往昆明的火车开车时间不到一个小时。如果是在北京站上车，一个小时的候车时间那是绰绰有余，可是，前往昆明的火车却要去北京西站乘坐，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可以在手机上提前买票，因此，一个小时要赶往北京西站再购票进站，时间十分紧迫。
我从北京站下车后，就急匆匆地走到站前广场边上的停车场，准备打出租车前往西站。刚到栅栏边，一位的哥就过来招呼我，问我前往何处。我告诉他我去西站，于是，他就推着我的后背往一辆出租车走去。走到出车跟前，我看到一个额头黝黑发亮的高大黑人拿着手机正在高声大气打电话。
我问司机什么时候走，他说马上走，我说，我赶九点多的火车，能不能赶得上，他说，没问题。我被司机推进车里，坐在副驾驶位置，大约等了五分钟，一位高挑白净的美女昂首阔步地走向出租车，那黝黑发亮的黑人男子，用手搂住女人的腰将女人推进出租车后排座。
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司机问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说从东北来，我要去贵阳。他以为我是贵阳人，于是 ，便跟我说，他曾经在贵阳当过兵。我问他在贵阳哪里当兵，他说他在花溪当兵。我告诉司机，其实我不是贵阳人，而是云南人，只是距贵阳比较近，要在贵阳下车。司机听我是云南人，又说他去过石林，石林的风景非常美。
其实，我知道，司机不一定在贵阳当过兵，也不一定去过石林，但他是有一定的地理知识储备的，为了拉近与乘客的关系，他就以这种方式与乘客沟通，假如我说我是广西人，他也一定会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因为我早就听人说过，北京的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名副其实的侃爷。
在和的哥的闲聊过程中，坐在我后排的黑人和美女也在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我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说话内容，我却知道他们说的不是英语，毕竟咱也是学过几天英语，听起来倒像法语。于是，我判断，黑人要么来自法国，要么来自非洲。而那位高挑白净的美女虽然说着与黑人一样的语言，但他却长着一副中国面孔，我认为这位美女要么是黑人留学生的同学，要么是他的女友。让我有些不太自在的是，坐在后排的黑人和美女竟然不停的接吻。
在后排黑白男女叽里咕噜的交流声和司机的口若悬河的神侃中，出租车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北京西站对面的马路边的人行天桥下。我下车一看手表，距开车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了。我知道，十五分钟的时间，要经过天桥，再到到售票口买票和赶车，已经是来不及了。于是，我上了跨街天桥，慢慢地走向北京西站。
赶不上当天开往云南方向的火车，只能买第二天中午北京开往贵阳的车次了。于是，我到窗口买好票，在车站广场徘徊起来，我在考虑如何度过漫长的一夜。当我正在广场上踌躇时，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向我走来，她微笑着问我，要不要住宿？我从女子说话的口音中听出了安徽阜阳口音，我说，你是安徽阜阳人吧？她有些惊愕地问我，你是阜阳人？我说我不是，但我在部队有很多阜阳战友，你这种口音我太熟悉了。女子承认他是阜阳人。
女子告诉我，他是在这里给旅社喊人住宿的，旅社就在西站地下室里，是西站的旅社，十块钱住一宿（具体票价记不清了，反正不贵），非常安全，如果想住，就跟她一起去。女子十分真诚地告诉我说，先跟你说明白，旅社开住宿票时，你要多掏两块钱的城建费，这两块钱就是我们的辛苦费。
我听完女子的介绍，就跟着她向车站的地下室走去。大约拐了两个弯，看到有保安在前面站着，从保安身边走过，往右手方向一拐，就看到了旅社的住宿登记窗口，窗口内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光头男子。我出示身份证，付了十二元钱，光头男子递给我两张票，一张是十元的住宿发票，一张是二元的城建费，光头男子当时就给了站在我身后的女子两元钱。
我顺着地下室的走廊寻觅着房间的编号找到自己的房间。宿舍里是一个两层铺的八人间，我的铺位六号是一个上铺，对面下铺是三号，上铺是四号，三号住着一个陕西安康人，四号住着一个安徽阜阳人。安徽阜阳人体型魁梧，面相和善，穿着一身灰色的休闲装，他告诉我，他是送孩子上学的。他说，他两个孩子，男孩考的清华大学水电专业，女孩考的沈阳药科大学，送完儿子，还要回去送闺女。我问他为什么不把两个孩子同时送过来，他说两个学校开学时间不同。我心里暗暗佩服，这到底要怎样的家庭氛围才会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女？
住在三号铺的安康人与他的邻铺一号铺是老乡，他们不停地用四川话在交流。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四川人，他们说自己是陕西人，我才知道他们是陕西安康人。这两人几乎不搭理别人，而是用家乡话不停地说着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聊得差不多了，各自躺在床上盖上被子，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与我邻铺八号铺和七号铺是两个河北人，他们要到南方去打工，两个人坐在铺上不停地抽烟和闲聊，一直聊到凌晨三四点钟。而我，由于对香烟比较敏感，觉得自己喘气都有些费劲。虽然我提出不要抽烟的意见后，两个人不再抽烟，但弥漫在房间里的烟气却无处消散，我的每一次呼吸都会吸入大量的烟气，只觉得头昏脑涨额头疼，一直无法入睡。
因为我要乘坐的火车是中午十二点的，因此，在五点钟时，我就从自己的铺位上下来，走到隔壁没有人的房间，躺在床上，想好好休息休息。我刚刚躺下不到五分钟，一个男性服务员就走进房间，口气凶凶地对我说，你是哪个房间的，敢到这里来睡觉？
我说我是隔壁的，昨晚没睡好，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那服务员说，这里不是你的房间，你在这里睡把我的床铺搞乱了。我说，不让睡我就走。我要往外走时，那服务员堵住房间门口不让我离开。他说，你给我二百块钱，否则我上报，罚你五百。
我一看，这一个不经意的决定竟然要让我损失如此惨重，我盯着他的眼睛说，我听你口音也不是北京人，你是外地人，我也是外地人，大家出门都不容易，能饶人处且饶人，何必为难我呢？他听我这么一说，他说，你说怎么办吧！按规定你是要被罚款的。我说，难道你不说不行吗？罚我你能得到多少好处？你要了我两百块钱你能发财吗？他停留了几分钟，然后说，那你再去开个半天的住宿票吧！于是我只好和他一起到开票窗口开了半天住宿票，再次回到原来的房间，一直坐到中午十一点才离开。
我为什么要去开半天的住宿票呢？因为我确实有些胆小。头天晚上，我亲眼看见有两个说着西南口音的小个子旅客因为那个所谓的城建费，跟光头开票员理论起来，开票员从小屋里出来没使多大劲，一下就将其中一个小个子旅客推出去倒退好几步，而且马上就过来好几个人将两个旅客围住。当时我并不知道最终的结局，但我相信，旅客绝对不会占上风的，毕竟你是个外地人，在别人的地盘上，你是占不了便宜的。
因此，在面对被讹的情况下，选择了用语言化解危机，尽量让自己损失小一些。就这样，我又回到那个烟雾弥漫的房间里一直坐到中午十一点钟，然后拎着行李走出了车站地下旅社，到候车室候车去了。
